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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窗(2020-5)期

发布日期:2020-08-13点击量:

 

第(2020-5)期

 

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典型案例

警惕五一违规吃喝奢靡之风

 

  4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山东、广东、黑龙江、浙江、湖南等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31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包括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勇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原副科职干部、一级检察官何凯翔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问题,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杭州某饭店违规举办团拜聚餐问题。

  自今年1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例103起,其中违规吃喝问题20起。通报案例表明,违规吃喝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严查享乐奢靡之风、整治违规吃喝问题丝毫不能松懈。五一端午将至,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强化监督检查,对违规吃喝奢靡之风扭住不放、严肃查处,释放坚决从严、持续从严、一严到底的明确信号。

  违规吃喝奢靡之风病灶未倒、病根仍在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粮食收储公司原经理、党总支副书记高明华,党总支原书记许路生等人,4年多的时间里在多家饭店吃喝545次,餐费金额高达77.62万元。“平均一周要吃喝2到3次,基本都是所谓的‘公务接待’。”参与办理该案的富阳区纪委监委干部何小青记忆深刻。

  据估算,该公司每年的业务招待费高达40多万元。为掩人耳目,高明华、许路生等人以经班子集体研究为名,授意财务人员以虚假列支等方式,将超标准公务接待的餐费以粮食运费、材料费等形式报销。2014年至2018年,高明华等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虚假列支等方式违规套取资金用于列支日常购买的烟酒、土特产及餐费等,累计达137.16万元。

  统计发现,在通报的典型案例中,违规吃喝与其他违纪行为交织的超过60%;涉案人员受到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重处分或移送司法机关的7起,占35%。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勇不仅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公款购买高档烟酒用于公务接待,还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并涉嫌受贿犯罪。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田坤认为,违规吃喝是“四风”典型问题,实质上也是思想不牢、党性薄弱的表现。例如,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七星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克明任职期间,大吃大喝欠下9家饭店餐费87万余元。其不仅不反思自身错误,还反问办案人员,“村集体资金本来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身为村委会主任,拿来请村民吃饭有什么错?”在他看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就在村里享有“话语权”,并沉迷于这种权力带来的享受。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违规吃喝享乐奢靡老问题的病灶未倒、病根仍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纠治“四风”一刻都不能放松,必须深化认识、提高警惕,坚持不懈抓节点、强监督、促整改,坚决防止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隐蔽方式多种多样,监督执纪难度增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驰而不息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持续发力纠“四风”、树新风,违规吃喝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是高压之下,违规吃喝也出现新动向新表现。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违规吃喝主体隐蔽、花样翻新、地点转暗、结算复杂,增加了监督执纪的难度。

  地点更隐蔽。通报案例中,有的把就餐地点转移到由私人住宅改造、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例如,安徽省铜陵市纪委监委今年2月底通报,枞阳县项铺镇原党委书记张颂等人,疫情防控期间在民营企业主疏某家中聚餐并饮酒。有的把接待地点转移到单位内部食堂、培训中心及私人企业餐厅。例如,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制造产业园原党委副书记张志尊等人,疫情防控期间违规使用公车到企业内部接待餐厅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花样再翻新。通报案例中,既有借学习、考察、休假之名,组织宴请或接受企业接待,也有借会议、培训之名,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例如,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杭州某饭店举办团拜聚餐活动,餐费及酒水等费用在公款内列支。还有的借工作指导为名,组织吃喝宴请,之后以接待上级考察名义用公款报销。例如,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原主任杨爱军以接待上级单位检查指导为名,采取虚开菜单、拼凑发票等手段,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餐费1.17万元。

  频使障眼法。在吃喝人员上,对陪餐人员和人数刻意控制,人数由多变“少”,控制陪餐人员为“自己人”。在吃喝方式上极力伪装。例如,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多次接受民营企业老板安排的宴请,将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装入矿泉水瓶带入饭店饮用。

  结算更复杂。通报案例中,有的在会议费、培训费中变相支出;有的将公务接待费与职工餐费、工会经费、培训经费等混在一起。例如,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用公款购买、使用烟酒,并以办公用品、印刷费等名目报销烟酒费用6.13万元。有的利用自身职权或工作关系向下属单位转嫁、摊派吃喝费用;有的虚开发票、编造报销理由,或分次开票、改变开票类型违规报销。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原厅长马清贵在北京个人用餐消费1.73万元,由下属公司支付。

  坚守节点抓整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

  4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0年3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这已是连续第79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数据显示,“违规吃喝”查处问题数585起、处理917人、党纪政务处分558人。其中,“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宴请”161起、处理294人、处分181人,分别占27.5%、32.1%、32.4%。

  这是今年整治“四风”的一个新变化。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全会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数据统计指标进行了优化调整,紧盯“不吃公款吃老板”等隐形变异问题,将“其他”项中的“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宴请”作为另一统计子项单列,进一步突出了治理重点。

  数据背后是各地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违规吃喝,纠治“四风”问题的具体实践。在疫情防控监督工作中,天津市纪委监委组成6个监督检查组深入各地各部门,严肃查处组织和参与聚餐、聚会、打牌娱乐等聚集性活动。河南省纪委监委利用税务部门发票管理系统,查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涉嫌违规吃喝、公款大额购买酒水等问题,提升发现线索、查纠问题的精准度、可靠性。甘肃省陇西县纪委监委梳理了报销违规吃喝费用的典型表现,通过强化财务管理、规范报销,把好“关口”,堵住“精致走账”的“暗门”。

  五一假期将至,违规吃喝在节日期间易发多发。持续疫情防控下,个别党员干部容易产生趁着假期出去放松、违规搞吃喝玩乐的念头。连日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加大对隐蔽公款吃喝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既处理当事人,也对相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自上而下强化组织监督力度,坚决防止违规吃喝问题反弹,提前敲响警钟。

  守住重要节点,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就要坚持“三不”一体推进,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力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毫不松懈严查享乐、奢靡问题,努力构建纠治“四风”长效机制,推动化风成俗、成为习惯。

 

 

深度关注 |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不作为不负责 9次收到问题线索都未上报

 

4月27日,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道党工委就天塔街道原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彭太刚等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不作为、不负责问题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8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其中,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道原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彭太刚等人因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不作为、不负责被问责。

通报称,彭太刚等人没有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组织实地排查涉黑涉恶线索,也没有对群众信访件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研判,仅依靠社区报送情况和简单地口头询问等方式应付排查工作,也未将涉恶问题线索上报,因履职不到位造成辖区内线索排查出现遗漏。

涉黑涉恶情况一直为“零”

2019年3月,天津市河西区金冠会馆负责人范某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并被提起公诉。同年4月30日,河西区监委对金冠会馆恶势力犯罪团伙相关违法犯罪问题线索进行梳理。

“我们在梳理中发现,有群众反映金冠会馆有违章建筑,且该会馆经营者涉黑涉恶。”当时参与调查工作的河西区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室副主任吴昊回忆说,“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天塔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管理科在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中,可能存在未履职或履职不到位的问题。”

随后,河西区监委工作人员将该问题纳入问题线索管理,并展开初步核实。

核查人员调取了天塔街道2014年以来的信访举报台账及处理情况,以及2018年以来的扫黑除恶线索排查情况等相关材料,发现该街道曾多次收到群众反映金冠会馆涉黑涉恶的问题线索,但都未能及时处理。

“我们翻阅了信访举报平台接访记录后发现,反映有关金冠会馆违建问题的信访举报先后有9次。然而,这些举报件转到天塔街道社会事务管理科后,相关工作人员却未将问题线索上报。”吴昊告诉记者。

在核查人员与天塔街道社会事务管理科工作人员及分管领导进行谈话核实后,发现了彭太刚等人不作为、不负责的事实。

原来,彭太刚作为该街道社会事务管理科分管副主任和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副组长,在落实市、区、街三级党(工)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牵头领导该街道各部门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中,本应开展“地毯式”排查、对相关从业人员逐一进行排查并登记造册。

但实际工作中,彭太刚却仅仅把摸排线索工作布置给社区居委会,并没有按照要求组织各社区和街道各职能科室开展“地毯式”排查,也没有对相关重点行业从业人员逐一登记造册。其分管的社会事务管理科也只是简单地根据社区报送的情况,以及口头询问街道各职能部门科室及天塔街道派出所得到的反馈情况,汇总后上报河西区扫黑办。

2018年3月2日,天塔街道第一次上报辖区内涉黑涉恶情况为“零”。该街道在报送摸排涉黑涉恶线索时,各社区和各职能部门一直“零报告”。但是,据公安机关提供资料显示,该街道辖区内的金冠会馆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且在辖区内多次发生扰乱社会治安行为,多人因犯抢劫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9年6月5日,经河西区监委研究并报区委主要领导批准,对彭太刚涉嫌违纪问题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该街道曾9次收到群众举报反映金冠会馆存在违章建筑,同时反映该会馆负责人涉黑涉恶、该街道综合执法大队为金冠会馆违章建筑充当“保护伞”的问题线索。然而,天塔街道社会事务管理科却未将金冠会馆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也没有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分析研判。

2019年8月14日,河西区监委经报区委批准,决定给予彭太刚政务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受到相应处理。

工作不严不实,导致排查线索出现遗漏

“彭太刚平时工作比较认真,同事们对他也都比较认可,但他在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工作中却不够深入,没有严格排查梳理。”吴昊回忆,最初找彭太刚谈话时,他还不太理解:“没有上报群众反映关于金冠会馆的问题线索,怎么就是履职不到位呢?”

“你们虽然按照区、街道工作方案开展了线索摸排,但不够深入、细致、全面,问题线索排查不严不实,未对辖区内的娱乐场所、商贸市场等重要点位开展实地排查,也未真正对街道和社区的信访件进行全面梳理。”调查人员摆事实、讲道理,给彭太刚讲明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在对待群众实名信访举报金冠会馆违章建筑涉及的‘保护伞’问题上,街道社会事务管理科始终未对区信访办及信访举报平台转办的有关金冠会馆信访举报进行分析研判,造成辖区内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出现遗漏。”

“经过组织谈话,我认识到自己对于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标准不高,不够细致严谨的问题。”做通思想工作后,彭太刚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

2019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之年。据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后,天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强化扫黑除恶打“伞”与基层反腐“拍蝇”结合起来,着力清除“官伞”“警伞”“庸伞”。河西区纪委监委高度重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线索排查和查处情况,按照“三个再一遍”“两个大起底”要求,集中对涉黑涉恶问题线索进行梳理。

“特别是中央扫黑除恶第12督导组到市里进行工作督导以后,我们对扫黑除恶工作更是高度重视,坚决防止排查走过场,决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线索,对因不认真不负责导致漏统漏报的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细落实。”河西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基层事务小而繁杂,但群众之事无小事。“彭太刚和天塔街道社会事务管理科相关工作人员未对辖区内的重要点位进行实地排查,对有关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未作分析研判,也未向上反映。究其根源,主要是对党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政治站位不高、重视程度不够、自查自纠不严,履行领导职责不力。作为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树得不牢,群众立场没有站稳,及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不强,没有以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河西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会立查立改。今后工作中,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与此同时,我会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强化思想认识,工作精益求精。”被问责后,彭太刚说。

失职失责助长黑恶势力

彭太刚案并非个例。

记者梳理各地相关典型案例通报发现,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监管不严、惩治不力、失职失责,这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仅客观上助长了黑恶势力蔓延坐大,还严重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对职责范围内的涉黑涉恶问题疏于监管,是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不作为、不负责的典型表现。公职人员未能履行监管责任、对职责范围内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发现处理,这种不作为、慢作为,不仅使群众的公平正义得不到伸张,更助长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2019年5月,广东省广州市纪委监委通报了刘永添涉黑组织团伙背后党员干部腐败和充当“保护伞”典型案例。其中,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原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杨奋在“两委”换届选举监督以及核查信访件过程中,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未能及时发现刘村社区党委班子多人涉黑涉恶问题,并放纵以刘永添为首的涉黑组织团伙控制基层党组织。

“主体责任缺失,管党治党不力,导致黑恶势力操控基层政权,这说明涉黑涉恶犯罪组织的坐大成势与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不力甚至违纪违法密不可分。”广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一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直接利用职权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但由于未能履行主体责任、对下属疏于监督管理,导致下属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这种失职失责行为,本质上也是扫黑除恶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我从不对辖区内涉黑涉恶形势组织研判,甚至还经常抽调扫黑除恶警力去完成那些考核权重占比较高的工作。我还盲目下达工作指标,导致基层一线办案单位和民警查办涉黑涉恶案件时,打小不打大,打易不打难,只打击参与者,不深挖细查背后的组织者……”在重庆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原党委副书记、政委简小雨的眼里,扫黑除恶工作“吃力不讨好”。于是,在担任该市永川区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当起了“甩手掌柜”,只让分管局领导和相关警种负责人对照上级文件应付扫黑除恶相关工作,致使辖区内涉黑涉恶犯罪猖獗。

“简小雨无视党中央决策部署,从未对全区的扫黑除恶工作进行统筹安排,从未调研负责扫黑除恶的支队。”重庆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简小雨在任期间,永川区公安局多名领导干部和民警违纪违法,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破坏了一方平安,这与简小雨失职失责有直接关系。

深挖症结 精准施策

4月27日下午,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道党工委召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警示教育大会。

“身边人、身边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让我们躬身自省,定期检视自己的工作,查摆履职是否到位、工作责任是否压实。”会上,该街道党工委书记通报了彭太刚等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不作为、不负责问题,以案示警,引以为戒。

针对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馈的问题并结合此次通报案例,河西区天塔街道在加强警示教育的同时,组织排查在扫黑除恶工作中出现的推诿应付、落实不力、线索排查主动性不高,进展慢、失职失责、脱离群众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并系统梳理了扫黑除恶工作中被问责干部的案例,分析问题原因和工作短板,研究整改措施。

“这起案例表明,整治扫黑除恶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还要下功夫,不断摸清突出问题和具体表现,拿出管用的办法精准施策。”河西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张蕾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尽管扫黑除恶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表现有其特殊性,但根源还是政治站位不高、责任心缺失,“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扫黑除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存在轻视心理或畏难情绪,敷衍了事;还有些是能力欠缺,没有掌握扫黑除恶工作特别是结合基层治理实际推进工作的方式方法,导致工作浮于表面。”

破解扫黑除恶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应如何发力?云南省玉溪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张伟认为,要把破除“走过场”“做虚功”“假把式”“交差式”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内容,综合运用“四种形态”,严格执行“一案三查”,既查“保护伞”“关系网”的直接责任,又倒查当地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通过精准运用问责利器,打掉尸位素餐、坐视黑恶势力坐大泛滥的“庸伞”。江苏省连云港市纪委监委通过访一访群众意见、排一排信访举报、看一看案件卷宗、查一查失职渎职等方式,深入排查涉黑涉恶案件背后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失职渎职问题线索。

“除了从思想根源和制度建设上解决扫黑除恶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还可以在丰富监督渠道方面发力。”庄德水认为,扫黑除恶成效如何,群众感受最为真切,“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各地都充分发动群众举报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效果明显。同样,不论是解决不作为、不负责等问题,还是评价扫黑除恶效果,都可以充分发动群众。”

 

兰州市纪委监委通报4起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七里河区农业农村局原副局长赵凌辉骗取奖补资金问题。2012年1月至2019年3月,赵凌辉担任七里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分管草畜平衡及人工种草奖补资金发放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先后5次共骗取资金约128.62万元,其中赵凌辉骗取62.5万元。赵凌辉还涉及其他违法犯罪问题。2019年12月,赵凌辉受到开除党籍、政务开除处分,其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永登县通远乡团庄村党支部书记把多信、村委会主任张辉清违规二次分配危房改造资金等问题。2011年,把多信、张辉清收回8户危房改造资金共计1.45万元,分给当年新建房屋的其他农户。张辉清卸任村委会主任后,于2014被评定为三类低保,2017年4月再次担任村委会主任后,仍违规领取低保金756元。2017年12月,把多信私自将村集体羊场租给他人非法加工猪副产品,侵占租金1万元。2019年12月,把多信、张辉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榆中县和平镇高营村村委会原主任施兴成、原文书施永亮骗取危房改造资金问题。2012年,和平镇高营村实施危房改造项目时,时任村主任施兴成、文书施永亮伪造虚假申请资料,违规为自己申请危房改造项目,并作为村级验收人员验收上报,分别骗取危房改造资金1.25万元。2019年12月,施兴成、施永亮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4.皋兰县黑石镇星湾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朱天奇、原文书杨衍录套取骗取危房改造资金问题。2012年,朱天奇安排时任村文书杨衍录冒用他人证件虚报资料,套取危房改造资金1.05万元,用于支付渠道修建费用。2011年,杨衍录在实际未建房的情况下,虚报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4000元;2012年其房屋漏水严重,又申请危房改造拆除重建,于2012年底领取危房改造资金7500元。2020年3月,朱天奇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责令其辞去黑石镇星湾村村委会主任职务,终止其皋兰县第十四届党代表资格;杨衍录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上述案例,既有“雁过拔毛”贪污侵占大额资金的“小官巨贪”,也有“浑水摸鱼”套取骗取危房补助资金的“微腐败”;既有十八大以前发生,近期查处问责的问题,也有十九大以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长期顶风违纪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各区县党委要把通报精神传达到村社一级,开展警示教育,起到惩前毖后,祛病健身的作用。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强化日常监督,对扶贫领域关键岗位、重点人员时常咬耳扯袖、红脸出汗,避免小过错演变成大问题。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村社干部要从案例中汲取教训,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以清正廉洁、严谨务实的作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